一封实名举报信被公布以后——汽车行业潜规则曝光

      一封实名举报信

2014年12月中旬，一名江苏汽车媒体人用实名形式，发了一封题为：“举报江苏媒体‘小官大腐’现象”的文章，到中央巡视组去江苏时公布的电子举报邮箱中。不料，后来这封实名举报信被有关部门公布了出来。以下为举报信原文：(文中相关人名和单位名为化名）

举报江苏新闻媒体“小官大腐”现象
我是N日报退休编辑Z。
出于对媒体人中存在的靠赶“场子”、拿“车马费”、发“通稿”和以稿谋私越发严重的现象深恶痛疾，而举报Y晚报记者G小姐。
今年11月20日G小姐在广州车展赶“场子”签到拿“车马费”不低于人民币5000元。证据可察看GQ等汽车品牌的公关公司如LS或ZY公关公司的车马费签到簿。（今年由于相关部门察的紧，许多汽车品牌还将车马费直接打到媒体人的银行卡上）一年中G小姐和其部门同事类似的签到拿“车马费”总计不少于百次。最近一次是今年12月2日，其部门员工SW参加DF活动一次拿“车马费”700元。
还有一种现象就是车企利用为媒体汽车版负责人包括家属提供机票和住五星级宾馆吃住，游览名胜包括出国，来减少广告投入或不给媒体人所在媒体广告，而通过免费提供旅游换取发布产品通稿等目的。G小姐最近一次受邀就是带家人免费去云南腾冲旅游。此次邀请单位是B汽车。至于这些年G小姐到底被邀出国多少次，一查护照便知，包括每次出国是否向报社请过假也可以查出。
今年以来，因为相关部门在查其它案子时，而在相关公关公司财务账目上顺便发现北京地区《新京报》汽车版主编杨开然、《北京青年报》汽车版主编王澈、《北京商报》汽车版主编雷雅梅都因长期赶“场子”拿“车马费”分别累计超过20万、30万、60万元，立案后被判刑。最高的获刑是10年。其中《北京青年报》汽车版主编王澈也是与G小姐一起出国次数最多的人，因在公关公司的签到簿上查出累计拿到60万元获刑10年。而G小姐在类似岗位上比获刑这几位哪一个人的时间都长。即使不能立案侦查，也应该是否考虑她对“Y汽车”的负面影响有多（这方面的例子我个人就可以举出许多例子。）
还有我们都了解多少年前G小姐就买了奥迪汽车，如果按工资收入那个年代又有谁能个人买得起奥迪车呢？这些不值得疑问吗？我记得2005年左右，还在我担任所在报纸汽车版主编时，一个车企的公关负责人打电话来让我按他们提供的稿子属上自己名字发布超过四分之一版，就给我个人1万元。我当时就拒绝了，但同样的文章隔两天则在G小姐负责的汽车版上有了。其实类似的事情每年都有。只不过是字数和钱数不同而已。（此事只要查一下G小姐历年的所有银行卡流水涨便知一二）
以上只是最近发现并有据可查的事情。如果一个人在一个位置干了十几年仔细查下来将是如何？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却能长期占据这个位置以稿谋私，“小官大腐”。她的上级是不是也有失察之职？！希望能够引起重视，特此实名举报。
                举报人：Z
手机：139xxxxxxxx  身份证号码：320xxxxxxxxxxxxxxx

 实名举报信被曝光以后

实名举报信本该保护举报人的隐私，然而却被曝光了出来，在业内疯传。由于以上实名举报信被曝光，并在微信圈等社交媒体疯传，举报人Z先生有感而发，3月1日又发布了一篇文章：

关于我的“实名举报信”莫名被网络公开后的一点心里话

今天（2015年2月28日）早晨九点钟，我的手机收到了一位人在北京的江苏媒体朋友发来的两个微信截图。其中之一是我在2014年12月中旬，用实名形式，发给中央巡视组来江苏时公布的电子举报邮箱中的一封题为：“举报江苏媒体‘小官大腐’现象”的文章。通过查看截图，我发现这是一篇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出于什么目的，而被公开发布到江苏省XXXX局的网页上的举报信。我连忙打电话向朋友询问这是怎么个情况，朋友说现在微信圈都转疯了，大家都在支持你。此时我的儿子也看到了微信，却开始向我发难：“为什么要写这种东西？您这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那么我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篇实名举报信呢？

起因还是由写举报信当天上午发生的事情引发的。那天上午我在三亚参加某车企安排的新车试驾活动，当时活动公司把我和被举报人的手下、一位我从未见过，看起来只有二十几岁的女青年安排同车（后来还是她的同事告诉我，这人跑汽车这行才两三个月）。同车还有一位汽车经销商朋友。出发时我对此并没有任何在意，我还与同在前排的经销商有一搭无一搭的聊着车和风景。突然坐在后排的女青年接了一个电话，对话中我隐约听到是在埋怨主办方把我与后面这位女青年安排在一个车上了。（我后来才反应过来，原来是后面这位小同志用短信或微信形式告诉了前述被举报人，说自己是与我同车，于是被举报人便立即打来了电话鼓励她向我发难。）对此我还是没在意。继续与那位经销商朋友聊着。这时候经销商朋友问我，现在媒体的广告经营怎么样？我说现在有些网站还好吧，平媒越来越不好做了。就这样话音还未落，只听后面这位女青年高声说：“你没有资格谈媒体，你早就被媒体淘汰了。”（这话当时我理解为可能是指我现在所在的媒体是广告公司包版的汽车版块）这时我和那位经销商朋友都愣了。那位女青年又接着高声说：“我告诉你吧，我是xx晚报的，你懂了吧。”当时我努力按住性子，轻声的说：“年轻人，我现在是在报社办了退休手续，受聘办杂志，但我的编制还在报社，报社每个月还在给我发退休工资，并没有被淘汰。再者谁也不可能在媒体干一辈子。”这时候这位女青年又高声说：“这么大年纪了还跑出来混啥？”这时候的我就再也没说话了。很快她提出下车，并且将其他车上一位媒体人换到了我们这辆车上。

但是，我回到住处还是十分的郁闷，想到了多少年来与被举报人在同城不同的媒体中，为各自所在媒体竞争时结下的恩恩怨怨，为什么到现在我尽可能不参与有同城媒体参加的活动，她却还是咬住不放。

仅在最近两年，就分别在各种公开场合由举报人领着她手下的个别年轻人向我起哄、寻事。比如一次在广州车展展馆外她和她一手下人，看见我从对面走过来便挑衅般发出怪叫声，我当时就觉得十分恶心，在走到她们面前时，只轻声说了俩字“真丑”。还有一次在一韩国车企新车发布会现场，当时我正在前面拍照，突然有一不熟悉的男青年从我身后钩住我脖子欲寻衅滋事。我正奇怪时，突然发现被举报人领着一经常在她身边的同城媒体人，就站在男青年的旁边坏笑。于是我什么都明白了，便甩开那位男青年，由同样对此事感觉奇怪的山东记者用车送回到酒店。她和那位男青年却在我们后面大笑。之后我所在城市媒体圈子便传出我吓得溜了。殊不知我这个在部队二百米军事障碍得过第一，前年还打倒过5个不尊重老人的“保安”的东北男人（后保安队长查看录像后还对我说：“大叔练过啊”），会怕一个瘦麻杆般青年，但是我正常情况下是肯定不会在车企上市会上应架的。如果发生打斗，至少也会给车企造成不良影响啊。我才选择了离开。

更可笑的是，一次我所在城市车企喊了几个媒体人对韩国来的客人进行专访。当我出现在现场时，那位常常伴在被举报人左右前面也提到过的那位同城媒体女记者竟在被举报人不在场时，特别热情的招呼我，我对此却十分惊讶：“哎哟，你昨天还在网上公开骂我儿子（我儿子ZX当时也在某报社工作），今天见到我却这么热情，你怎能这样做人呢？”这位女记者却说：“是x姐（指被举报人）让我骂的，我不骂，以后她就不带我玩了。”（对此，我都奇了怪：针对ZX那么一个单纯、敬业，尊老，事事与人为善，即使家中亲朋在党政军中有多少人身居要职，却从不张扬的年轻人，你们除了用些脏字在网上辱骂之外，还能说出他有什么不检点或乌七八糟的什么事情吗？！是不是ZX在车展上无论拿到多少请柬，也不会去排队签字领红包，却把所有时间放到采访和拍照上，包括在报社工作期间，写了几十个车企老总的专访，也没拿过任何一次红包，一个人为主仅用半年时间就完成了汽车业空前的《中国汽车XXXXX》大型图文集，而让你们相形见绌了？！）

当然比前述更可笑的事情是，某次车企活动安排了被举报人同一报业的一位当时刚入行的媒体人，与ZX同住一间客房，夜间这位与我从未谋过面的媒体人却告诉我儿子，听xxx（指被举报人）讲，咱们江苏汽车媒体有个叫Z的很坏啊。我的儿子听了也只是笑了笑，没说一句话，还帮他拿拖鞋。第二天他才从别人嘴里得知，昨晚他就是和Z的儿子住一个房间。

而最令人气愤的则是当我与ZX曾经用三年多时间默默地定期捐助和看望的一位患了癌症，家庭又十分困难的前车企公关人员，出现更大危机时，率先在网络上发起捐助时，竟遭到了由被举报人和前述在网络上骂人者的冷嘲热讽（后来一位车企公关总监告诉我，当时他就批评她们：“我总是听见和在网上看到你们骂Z父子，却从未听过和在网上看到他们骂你们”。）

我就是这样被她（被举报人）一次次的向新入行的年轻人进行妖魔化。今天在车上居然又遇到了一个她手下新来的人，竟向我说出那么一番几近没教养的话。于是我这个在部队干了16年，曾经立过三等功，是恢复军衔时的第一批少校军官，从事新闻工作近30余年，一向把工作和尊严看得比什么都重的老同志，在夜不能寐的情况下，便写下了这封实名举报信。

其实在信中我过去听说和看到的许多事情并没有写进去，我的最低要求就是不想再看到她在汽车圈里张扬。比如每次在机场过安检通道时她排在了拿金卡那队都要高声向我发出怪笑。可是他哪里知道我有几个金卡，只是习惯了与大家一起排队而已。另外惹不起，还可以躲得起吧。因为之前有许多次车企安排我带家属与她带家属一起外出度假，我都婉拒了。这就是我写举报信的初衷。至于今天全国各地汽车圈的朋友纷纷发来私信和打电话支持和“佩服”我，包括南方报系还有记者告知我，已经启程来南京采访我。面对这一切我只能表示感谢，其实我并不是也无意做反腐英雄。现在我所代表广告公司承包的媒体版块去参加活动时，也会在把事情做好的前提下拿车马费和接受合作费用。我认为这并不同于拿体制内的资源换红包。包版公司的人靠拿红包连运营的基本费用都不够。同时多少年了我所在的刊物，也绝没有向给予我们刊物合作支持的车企任何人“返点”。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千方百计竭尽可能的把稿子写好，把照片拍好。因为对于自1999年就开始跑汽车报道的我，可以说见到和听到的汽车圈那些事如果举报起来，那我就不用干别的事情了。所以我是不会轻易选择举报的。

最后我向朋友们问两个问题——

1 如果你遇到上面那些让人啼笑皆非，十分恶心又一而再发生的事情，你会如何做？而类似的遭遇我已经有了十几年啊。

2 我写给纪律检查部门的实名举报信，竟然会一字不差（包括我的手机号码，身份证号码）都被公布在全世界人都可以看到的网站上，我该怎么办？今后我和我的家人人身安全谁来保障？更可怕的是，这样的事情会给纪律检查工作的公信力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该怎么办？

对此，我选择了报警。同时我还找到了在公开网页上公布我写给纪律检查部门实名举报信的江苏省XXXX局，我在等待他们的解释和处理结果。

同时我也开始认识到我儿子对我说的：“你为什么要写这种东西啊，‘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话比我有见识。因为至少在我这应验了。所以今后我再也不会轻易给有关部门写举报信了。如果有什么事情，实在看不下去，干脆就直接写出来发到网上。但写归写，凡事最要紧的是必须爱憎分明，还懂得感恩。

最后也借此感谢以不同形式支持我的每一位朋友。谢谢。

汽车媒体行业潜规则曝光：车马费怎么回事？

车马费，一个不适宜摆到桌面上谈，但又是车企与媒体之间时常会发生的一件事情。说白了车马费就是汽车媒体参加汽车厂家活动时拿到的通常为数百到几千元的工作报酬。如果把车马费加上引号变成“车马费”，则可以引申很多意思，此处不作讨论。引用举报人Z先生的一句话：靠车马费永远发不了财，这么廉价就把自己卖出去了，总有一天你自己也会觉得自己很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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